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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这方面研究会形成一个宏大的课题，本文的研究只能主要以生命权为例做些论述。

综上，基本义务无法直接界定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立法者在具体化基本义务时，仍然可能构成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应当适用比例原则等限制的限制原理对其进行正当性审查。[3]尽管对于社会权的概念和功能尚未达成共识，但一般认为，我国宪法中的社会权具体指第42条至第46条的规定，即劳动权、休息权、退休权、特定主体的物质帮助权和受教育权。

与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相对，基本义务同样应存在某种宪法规定的范围，该范围涉及公民的哪些行为应落入宪法课以公民的义务中。在环境宪法方面，我国宪法序言规定了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基本权利本身的特色主要体现在我国宪法关于社会权与特别平等权的规定中。有学者依据西方某些国家宪法的历史发展，将服从、纳税、兵役和财产转让视为基本义务，而将宪法规定的其他义务视为宪法义务。例如有学者指出：如果宪法社会权具有主观权利性质，那么立法机关应当依照公民的请求积极创设社会福利法律制度，实现宪法社会权，否则即会导致立法不作为或不充分作为，进而违宪。

夏正林认为:社会权通常指个人要求国家提供直接的、实体性、必要的积极作为的权利,也称为积极权利。[2]刘馨宇则认为，社会权所追求的社会正义的本质是对个人难以改变的既存差异进行国家干预和调节，尽量追求全体公民在实现自由的机会面前平等，体现的是国家主导的再分配的正义。第7条又规定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一方面，社会权的实现必然耗费大量公共财政，而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的财力都不可能是无限的，立法落实社会权必然会挤占大量的年度预算空间，当财政收入无法满足这些支出时，国家无法实现社会权将会面临违宪的风险。我国《宪法》第6条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现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宪法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定辐射到财产权条款可以推导出财产权的社会义务。当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比例原则适用的影响局限于功能法层面，不可能改变比例原则的适用标准及审查步骤，只会调整比例原则的适用强度。

进入专题： 宪法基本权利 社会权 平等权 法律保留 比例原则 。由于事实认定属于立法者的基础性工作，并不存在太多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因此合宪性审查主体应当对其采取强烈内容审查模式。

[5]Roman Herzog,Allgemeine Staatslehre (1971),S.81f.[6]参见张千帆:《宪法不应该规定什么》,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25-33页。[33]类似观点参见王贵松:《行政活动法律保留的结构变迁》,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1期,第122-144页。保护义务是国家保护公民权利不受第三人的威胁和侵害。第一，正如上文所述，宪法蕴含着权利本位的理念，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虽有边界，但公民在行使基本权利时并不负有正当性论证义务，而国家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却必须经过正当性审查。

如同基本权利规定，基本义务规定也属于原则性规范，而在原则性规范之间存在冲突是一种常态。在我国当前，基本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的必要性毋庸置疑，但这并非免检的结果，而恰是经过比例原则审查后的结论，认定基本义务存在不可触碰的核心领域并不合理。第39条虽然在理论上也存在具有给付义务功能的可能，但住宅不受侵犯的表述明显表明制宪者仅有意愿保护住宅作为一个私密空间不受侵犯，除了防御权，该基本权利至多只可能具有保护义务功能，不可能存在给付义务功能。[39]参见任喜荣:《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三个衡量维度》,载《荆楚法学》2022年第6期,第57-66页。

而对那些具备宪法正当性的征收，国家可以实施，但必须给予补偿。由此可见，全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构成我国宪法中的人民,全国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

另一方面，如果将社会权视为基本权利的一类，那么其必然对应公民的主观请求权，这可能导致公民左右国家的立法和预算，进而对民主原则构成威胁。一方面，这些规定可能与某些基本权利存在紧张关系。

对于社会权的概念，虽然在学界尚未形成绝对的共识，但多数学者认为社会权指那些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在物质和精神困窘的情况下接受帮助的权利。然而在私营企业面前，国有企业不属于基本权利主体，应当被视为公权力的延伸，进而受到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约束。当法律上或者事实上存在不可能时，社会权未能实现并不违反宪法。 注释:[1]参见郑贤君:《非国家行为体与社会权——兼议社会基本权的国家保护义务》,载《浙江学刊》2009年第1期,第135页。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依法纳税义务等于赋予了国家征税权，但宪法赋予国家征税权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随意以任何名义和强度征税。而在社会权条款之后，只有第47条可能存在给付义务，主要包括国家对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给付，但该条第2款明确了给付的前提，即给付范围局限于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9]排除了全面给付的可能。

依据该理论，对立法的合宪性审查可以分为明显性审查、可支持性审查和强烈内容审查三种不同强度。如果说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具有消极权限规范功能，即基本权利空间就是国家权力的界限，那么宪法中的基本义务就具有积极权限规范功能，即宪法规定公民义务就等于赋予了国家相关权限。

例如在言论自由问题上，虽然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言论不会直接被排除出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但由于这类言论与生态文明这一国策存在冲突，因此受到保护的强度必然应当减弱。因此在审查立法以外的公权力限制基本权利的正当性时，认定地方性法规属于法律保留原则中的法律应当是正确的选择，完全照搬西方理论并不合理。

预测决定涉及立法者基于对过去和当前立法事实的认知而对未来情形作出的判断，特别是指对某一特定立法措施或者方案的效果进行预测。[16]这种观点显然超越了实定法范畴，在宪法文本中无法找到依据，我国宪法在基本权利和义务章列举的义务均应当被视为基本义务。

[18]如果认定纳税义务直接限缩财产权的保护范围，那么则意味着国家征税权在宪法上不存在实质边界，至多仅存在税收法定这样的形式边界，这显然不符合制宪者的初衷。通过国家机构规定的辐射，法律保留中的法律应当包括地方性法规，同时应对起源于德国的审查密度理论进行必要的修正。[15]参见陈征:《宪法自由权与平等权冲突的解决途径》,载《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第80-86页。任何人不得因性别、出身、种族、语言、籍贯、血统、信仰、宗教或政治见解而受歧视或优待。

[38]前注(19),陈征文,第155页。与此不同，给付义务功能则与社会权的功能极为类似，均涉及在不存在第三人侵害行为的前提下，要求国家提供某种给付来积极创造客观条件，从而促进公民实质自由的实现。

将社会权写入宪法并认同其具有主观权利属性不会构成对民主立法和预算的干预，更不会在财政有限的情况下基于无法满足公民的要求而导致宪法权威受到威胁，毕竟立法和预算的民主性、财政可能性等因素本身就属于与社会权实现相对立的原则，社会权的实现程度取决于这些原则的应实现程度。如果仅在能够证明确实可以达到预期效果的情况下才可立法，立法者的形成空间将会受到过度限制。

[10]与此相应，该学者认为应将社会权解释为国策。正因为此，宪法才要求国家限制基本权利必须符合法律保留、比例原则等宪法原则。

换言之，差别对待未必违反平等权，其可能恰是实质平等的要求。在法律保留原则的发源地德国，法律保留中的法律一般仅指狭义法律，即所谓的议会法。宪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当然，基本义务被写入宪法并非毫无意义。

较之于西方国家宪法中未明文规定的给付义务，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社会权原则上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若认为基本义务也存在必须履行的不得被立法者触碰的核,则明显混淆了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性质。

给付义务指国家为了使公民实际上能够真正实现基本权利而积极创造客观条件(主要是物质方面条件)的义务，包括立法创设某一给付性制度的义务。基本权利属于具有原则属性的规范，社会权亦不例外，宪法并未要求社会权完全实现。

同时，宪法中的人民又不局限于全国人民，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与全国人民有着相似的宪法结构，在各自区域内构成施加政治影响和承担政治责任的共同体，同样属于人民主权原则中的人民。民族平等能够促进民族团结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而信仰问题与民族问题相互关联，强调男女平等则主要考虑到封建社会时期男尊女卑等传统文化糟粕至今对社会仍然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